在20世纪中国工业发展史上,从1964年到1980年的三线建设是一个规模空前的重大经济建设战略。除了巨额的投资,还有几百万工人、干部、知识分子、解放军官兵和无数的民工建设者,在“备战备荒为人民、好人好马上三线”的时代号召下,来到内地的深山峡谷、大漠荒野参加建设。
这些建设者,很大一部分后来扎下根来,在三线地区安家生活。上世纪90年代从学校毕业后,张鸿春在攀枝花一个矿务局的学校教书,去家访的时候就常常遇到这个群体,他们来自五湖四海:东北的,上海的,江浙的,等等。
浙江嘉兴人李身钊是其中之一。82岁的他如今在攀枝花安享晚年,这里阳光充沛,他已经离开不了这种“即便冬天也温暖如春”的气候了。
当年来参加三线建设的时候,他们吃了不少苦头,住的是席棚子,“若是在大城市,我们就像要饭的”。连政府办公楼都是“干打垒”,那是用泥巴建造的一种土建筑。
那批知识分子住得如此破旧,研究的却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东西。要建成攀钢,首先要突破钒钛磁铁矿高炉冶炼的世界性难题,李身钊和同事们干的就是这个。
接受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采访时,李身钊坦言当时确实苦,但他紧接着补充说,大家并不觉得苦。
他记得,当年厂里的干部和年轻人都是同吃同住。他所在研究院的书记和院长,一个参加过解放战争,一个参加过抗日战争,“我们住平房,他们也住平房;我们吃食堂,他们也吃食堂”。
“老革命都这样,我们年轻人有什么资格叫苦?”李身钊还记得,同样的级别,共产党员的工资比普通群众要低2元钱。“钱差得不多,但体现的是共产党员要带头。”
艰苦创业、无私奉献、团结协作、勇于创新,这是对三线精神的高度概括。张鸿春现在是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副秘书长、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副馆长,在他看来,只有三线建设者才能让那段历史和三线精神血肉丰满,精华四射。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在博物馆参观时,路过一尊雕像,张鸿春突然把记者叫住,说这个人物你一定要了解一下。
亓伟,山东莱芜县人,得知中央决定开发攀枝花后,时任云南省煤炭工业厅党组书记、副厅长的他主动请求到攀枝花开发宝鼎煤田。他带领职工取得了多场夺煤保电、夺煤保铁大会战的胜利,后因劳累过度而病倒,已是肺癌晚期。
躺在病床上,他在笔记本里写道:“活着建设攀枝花,死了埋在攀枝花。”亓伟去世后,葬在了宝鼎山上,圆了“日日夜夜看见攀枝花出煤、出铁、出钢”的梦。
张鸿春后来编写了一本《攀枝花100问》,特意把亓伟的故事作为其中一“问”编了进去。他说,亓伟身上传递着一种令人敬佩的三线精神,应该让后人记住。
但是上世纪90年代当教师做家访时的所见所闻,一度让张鸿春感到失落。那时三线建设处在调整期,中国福彩网_中福在线-千万大奖等你经济建设的重心发生了转移,一些三线企业陷入了困境。
张鸿春看到,有的工人家庭是“半边户”,一个人的工资要养一大家人,子女教育搞不好,家庭关系处不好,“生活得没有尊严”。
这成了他参与筹建三线建设博物馆的其中一个动因,为了“还三线建设者一个尊严”。
张鸿春说,策划攀枝花建设一座什么样的博物馆时,很多人想定位于工业遗产保护,后来经过反复走访调研,大家才有了共识。“在攀枝花建博物馆,为什么不聚焦三线呢?”
现在,博物馆开馆已经6个年头了,接待了近200万人次的参观者。张鸿春希望博物馆成为“三线建设者的精神家园”,让能够达到攀枝花的攀西高速、成昆铁路等成为三线精神的朝圣之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