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与这么多有意思的人在一起，我还能说什么呢”
红军行军的感受十分复杂。失败的阴影一度笼罩着这支队伍：湘江一役极为残酷，10月开始长征，到12月1日渡过湘江，中央红军从最初8.6万余人锐减到3万多人。渡江后逐渐晴朗的天气也没能散去中央纵队红军的悲伤。他们曾站在湘江西岸，面对满江漂浮的战友遗体，失声痛哭。
而在没有敌情顾虑的夜晚，战士们“不知东方之既白”，据时任红三军团政治委员李富春回忆，他们大扯乱谈，有时整连整队半夜高歌，声彻云霄。他笑称在总政治部的队列中，组成了“合股牛皮公司”，“上下古今地乱谈，也忘记疲倦，也忘记骑马”。
路漫漫，队伍逐渐适应了在小路夜行，把日间的生活改到晚上，还习惯了边走边睡。用李富春的话来说，“坐在马上，固然可以瞌睡，走路也可以瞌睡”。
士兵们把背上的包袱换成白色，好让身后的同伴看清。在能够点火把夜行的晚上，他们感受壮丽，看到达山顶的部队“宛如一道长龙，金鳞闪闪，十弯十曲的蜿蜒舞蹈”。
与行军的艰难相比，精神上的愉快显得那样珍贵而短暂。“爬雪山，过草地”，苦不堪言。过草地时29岁的邓发在长征结束后曾撰文回忆，在草地的7天，他度过了最快乐的一晚，大家谈故事、唱歌、吹口琴，当时红军大学的政治教员、文学家成仿吾还受邀讲起他留学日本后又留学德国的经过，分享学习创作文学、小说、诗歌等的历程。
据他回忆，红军过草地时已出发快10个月，有完整衣服穿的人很少。气候奇寒，有人穿着各种野兽皮，如羊皮、虎皮、驼皮、狗皮，“真是五光十色”。
在充斥着“多远”和“去哪”疑问的行军途中，曾经抗婚出逃的中国妇女运动领袖蔡畅用法文唱起的《马赛曲》，常让当时20多岁的康克清“受到鼓舞”，这位渔家女后来告诉美国记者哈里森·埃文斯·索尔兹伯里，长征就像在野外“散步”，“与这么多有意思的人在一起，我还能说什么呢？”
在萧克的红六军团，一度被误认为是间谍的瑞士传教士勃沙特也跟着走了18个月，度过了两次新年。他记得一次露营，自己要求睡在门口，以便在夕阳下找找虱子。“我开始计算那些吸血者的数字，粗略算了一下竟有500之多”。
1935年圣诞节，这个用毛巾包住头、一副俄国农民打扮的异乡人随队伍爬上高山，望着远处酷似瑞士木屋的农舍出神：“这不就是给我的贺年卡吗？”
当他收到妻子和母亲寄来的信和照片，一批批同志们“来看照片,并好奇地摸摸”。勃沙特后来回忆：“他们看照片时，人类的天性使我们和谐起来。”
他曾听过不少红军战士谈起湖南的桑植县，这是红二、红六军团突围的出发地，一位战士还在一次爬坡后唱起“那是我的家”。
“自然的暴力”有时比绵密的弹雨还要可怕。离家的年轻战士起初还会笑同伴跌跤，到后来谁也不敢笑谁，“自己正笑时也跌倒了”。长征中任红三军团宣传部长的徐梦秋回忆，藏区草地的山坡“真叫人不敢领教”，尽是“水草没胫的沼地”，在极难走的山坡上，“现在谁也没有笑的心情，特别是笑的力量。一方面是自顾不暇，另一方面自己也同样是（被）笑的对象，因为几乎每个人都跌跤”。
有一次，从一二十里之外挑回五六十斤麦子的朱德问这些红军战士：“你们这些青年人挑不到四五十斤，唉！什么青年？”在寒冷的雨夜，罗荣桓、贾拓夫等知识分子为生火“费尽心力”，“拓夫同志的京调也哼不出来了……火柴是早已不见了，在毛儿盖又没有找到火石，此时只有向别个棚子告艰难”。
这些在历史中被定格为“叫花子”形象的官兵，总能想到办法相互鼓励。他们在山脚写的标语里提出爬山竞赛。勃沙特回忆，其中另外一些标语的内容不能当真，“如‘到山顶了’仅意味着尚在半山腰，如‘不远了’则意味着尚差十英里之遥，如‘到了’意味着至少还差五英里”。
红军总共翻越了20座山，有5条山脉终年积雪，平均海拔5000米左右。（待续）
（摘自《中国青年报》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