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既瞒住了蒋介石，也瞒住了自己人”
但在1934年秋天，共产党正处于危机之中。在中国赣南的角落，革命根据地正越缩越小。1933年，为第五次“围剿”革命根据地，蒋介石调集百万军队，自任“剿匪”总司令。国民党部署建造了大量碉堡，包围中央苏区，切断贸易。这个由德国军事顾问提出的新战术，让蒋介石得意，“共产党人已是四面楚歌”。
1934年10月10日，《民国日报》发表社论，称“共匪土崩瓦解已指日可待”。
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一个秘密转移计划早在酝酿。那段时间，在红军司令部所在地，人们见面总说“转移的时间要到了”，有时还互相问：“你走吗？”
红军出发的队伍庞大而杂乱，“就像大搬家一样”。以中央机关的辎重队伍为例，约几千名挑夫挑着苏区的印刷机、造子弹机器、重新装填空弹筒的压床、装满文件的箱子，还有大量银元、金条、大米、药品、备用的枪炮、收发报机、电话设备、电话线等。后来的战役证明，这些沉重的物品使得队伍行动缓慢，一些装备、文件、衣服不得不沿途丢弃。
当时被排除在决策层之外的毛泽东，在中央机关纵队出发几天后才与其他队伍出发。
焦虑的情绪很快在队伍里蔓延。开国上将杨成武当时担任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政委，他在长征出发两天后就遇到战士的询问：“我们已经走了两天了。我们究竟要往哪儿走啊？我们还要这样走多少天啊？”他只能回答：“目前朝西北方向行进，将冲破敌人的封锁。”
同样跟着走的还有出发时48岁的董必武，他在红军队伍里岁数较大。“转移到什么地方、经过什么路线、走多久等都是军事上的秘密”，他后来在回忆文章里一连问了自己几个假设，发现假使出发前就知道此后的种种，“是不是同样的坚决想随军出发呢？这都不能悬揣”。
后来的遵义会议决议将这次撤退与转移定义为“仓促的出动”：中国福彩网_中福在线-千万大奖等你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、当前任务怎样、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与方向问题，始终秘而不宣。留守在根据地江西于都城里的人也意识到情况非常，他们看到成千上万的军人集结又离开。
实际上，除了中央红军中最高级的指挥员，约8万名战士并不知晓今后将要执行什么任务。在长征结束近50年后，74岁的曾宪辉还能回忆当时出发时的行装：5磅大米的干粮袋、100发子弹、两颗手榴弹、1支步枪和1套棉衣，负重共65磅。而当时他和大部分的年轻战士一样，只知道部队要转移，“对长征一无所知”。
但中央苏区里发生的事却让这个秘密行动似乎有迹可循，一些准备工作已在悄悄进行。
1934年春天，两年前藏于瑞金附近山洞里的大批财物被搬出，这其中包括100多万枚银元。大规模的征兵与征粮运动也在那年的春夏之交进行，1934年5月，当时24岁的曾宪辉忙于扩大红军规模的工作，在登记了1000名入伍者后，他自己也参了军。与此同时，根据地的车间也开始修理枪支武器，生产新的手榴弹。
那年夏天先行转移的两支队伍也在日后被认为是准备工作的一部分。一支是从江西瑞金出发北上的红七军团，一支是由江西碧溪、新江地区向西出发的红六军团，周恩来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提及这两支队伍的任务：一支是探路、一支是调敌。
保密的结果是有效的。史料记载，中央红军走了一个星期后，国民党5省“剿匪”联军西路军总司令何键于10月21日向西路总司令部参谋长转发蒋介石的电报：“综合各电，判断匪之企图西窜行将实现。”
高度保密措施的影响是双向的。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教授孙伟分析，红军的秘密“既瞒住了蒋介石，也瞒住了自己人”。遵义会议的决议也总结说，西征之前，在党内、军内和群众中没有进行必要的解释工作，这影响了红军指战员的热忱与积极性。（待续）
（摘自《中国青年报》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