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5年，遵义会议召开五十周年之际，陈云手稿《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》发表，人们终于弄清了遵义会议的召开日期和参会人员。
不管当时和后世的争论多么纷乱，人们能够确定的是，毛泽东重新掌握了军队，此时他被完全剥夺红军指挥权已达两年多。而德国人奥托·布劳恩——他在中国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李德——从此离开中国共产党的权力中心，1939年离开中国。
贺子珍回忆，遵义会议后，毛泽东向她感叹：“办什么事都要有个大多数啊！”她注意到，这次会议后，毛泽东变得更加周到，更善于团结别人。
疲劳到极点的红军也在遵义得到了喘息之机。
20世纪80年代，索尔兹伯里查阅众多史料，沿着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路线开车行进，采访了许多长征幸存者，写成《长征》一书。他在书中写道：“在遵义，战士们有了新草鞋，有的人还有皮底鞋，厚实的衣服，竹编防雨斗笠和新的草编雨帽。他们的米袋里装满了粮食，医疗队从药铺里补足了碘酊和氯仿，也补足了草药。甚至还有新的手电筒、电池，此外还储存了不少煤油、糖和盐。”
遵义会议纪念馆副馆长张小灵告诉记者：“遵义是长征途中扩红（即‘扩大红军’）规模最大的地方之一，有四五千人参加红军，大部分是年轻人。”
在这四五千名普通人中，少数几人在史书中留下了名字。
有一个年轻的遵义女孩给陈云留下很深的印象，陈云化名为廉臣所作的《随军西行见闻录》中写道：“尤有一事可记者，当红军在遵义成立革命委员会时，有一女学生名叫李小侠者，年约二十，同情红军，在大会上演讲，后被举为革命委员之一，为当地学生中之长于交际者。当红军退出遵义时，李小侠亦随红军而去。”
16岁少年陈万清也在此期间加入红军。4个月后，他所在的连队将担负强渡大渡河的任务。营长在该连队点了16人，正准备出发。陈万清哭着从队伍中跑出来，要求一同执行任务。他成为强渡大渡河的第十七名勇士。这些普通人书写了未来共和国的历史。
遵义会议期间，形势越发紧张——蒋介石调集40万大军，想要围歼中央红军。但毛泽东复出后指挥的第一战并不顺利。在川黔交界打响的土城战斗，因为情报有误，红军失利。博古讥讽说“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”。
一个月后的娄山关大捷，再次证明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，这是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。
四渡赤水，则是一次富有想象力的战争奇迹。遵义会议纪念馆循环演示这场战争：红军虽势单力薄、且处于重围之中，但胜在灵活，神出鬼没。敌军则如同步履笨重的巨人，跌跌撞撞地追赶，但总是晚了一步。3万多人的中央红军如同一只灵巧的猴子，在兵力十倍于己的敌军中往来穿插，最终跳出重围，掌握了主动。
原本士气低落、身心俱疲的红军，终于又看到了希望。
党史学家倾向于将遵义会议看作一个连续的系列，此前的通道会议、黎平会议、猴场会议，是遵义会议的前奏，党内领导人对于博古、李德的错误指挥逐渐达成共识；其后的“鸡鸣三省”会议、苟坝会议等，则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权和新一代领导集体。
这次会议的重大意义，学过中学历史的人大都耳熟能详。索尔兹伯里写道：“遵义会议结束了。长征继续进行。毛泽东在掌舵。中国的道路——至少今后半个世纪的道路——就这样确定了。”
（摘自《中国青年》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