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5年1月7日，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迎来一支士气不算高昂、极度疲乏的部队。
在这之前，曾任纳粹陆军参谋长的冯·西克特——有人称他是希特勒最得意的将军之一——和另外几名德国顾问帮助蒋介石布置了第五次“围剿”。距离日本发动九·一八事变已经过去了两年多，东北全境沦陷已一年多，但对于当时的国民政府来说，更大的威胁来自国内——日益壮大的中国共产党越来越像是一个会夺走政权的对手。“剿匪”成为蒋介石坚定不移的目标。
第五次“围剿”开始后，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顾问李德搬用正规的阵地战经验，令装备很差的红军同装备优良的对手打阵地战、堡垒战，遭遇一次次惨败。1934年9月，敌方各路军队加紧进攻中央苏区，眼看已无在原地扭转局势的可能，红军被迫踏上转移之路。
“战略转移”其实更像是一次无目的的搬家——美国记者哈里森·埃文斯·索尔兹伯里在《长征》一书中提到，毛泽东曾抱怨说：“长征事前并无计划，没有让我参加长征的准备工作。”军队带着许多辎重，其中甚至还有办公桌椅和档案资料。另一位美国记者埃德加·斯诺了解到，当时多达5000人参与运输工作。这显然拖慢了行军速度，以至于一夜只能翻过一个山坳。这支庞杂的队伍从江西出发后就一直向西北方向行进，敌方不难预见红军的动向，并布下口袋阵。
渡过湘江后，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.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。这是红军历史上不堪回首的一页。
李德的指挥引起越来越多的不满。他甚至对每门炮的位置以及哨兵设在哪里等具体问题都要指示。这让聂荣臻很恼火。
1934年12月12日，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城恭城书院举行紧急会议，毛泽东说服大家前往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。
几天后，在贵州黎平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，毛泽东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前进，王稼祥、张闻天也都支持他。李德因病没有参会，会后，周恩来把会议决定的译文拿给李德，李德看到这份完全异于自己主张的会议决定后，非常生气。周恩来的警卫员记得，周恩来和李德用英文吵架，周恩来气得拍桌子，拍得桌上的马灯都跳起来。
1935年1月7日，红军攻克遵义。1月15日至17日这3天，每天晚上7点钟，举行了后世所称的“遵义会议”，通常每天持续四五个小时。
在此后的数年乃至数十年里，这次会议都是一个巨大的谜。杨尚昆记得，书记员邓小平坐在角落里忙着记笔记。但在颠沛流离的战时，当时的笔记全都丢失了。1936年，斯诺采访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时，似乎也没人提到这次影响深远的会议，至少斯诺没有将它写入《红星照耀中国》（又译《西行漫记》）。
直到1948年，遵义会议决议公开发表，外界的人们才终于了解到会上讨论了什么。
这份题为《中共中央中国福彩网_中福在线-千万大奖等你反对敌人五次“围剿”的总结决议》的文件，严厉批评了博古和李德：“政治局扩大会认为××同志（指博古——记者注）特别是华夫同志（即李德——记者注）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，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个人所包办，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……对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，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办法，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煞了。”
遵义会议召开30多年后，关注中国的海外学者们还在争论：会上遭受严厉批评的“华夫”到底是谁？决议中隐去的人名“××”和“×××”分别指谁？(待续)
（摘自《中国青年》）
